这个叫“雪糕”的六岁女孩是红丝带学校最小的学生和病人

再过三年，在这里参加中考的孩子将面临高考、走向社会

法制晚报讯 6月20日，山西省临汾市中考的第445考场设立在东里村红丝带学校内，16名该校初三毕业生参加了考试。

如果一切顺利，这所全国首家供艾滋病患者读书上学的学校，将在新学期第一次有了高中生。不过三年之后，孩子们的毕业证书上将不会出现“红丝带学校”的名字。经过协调，接下来将有当地重点中学的老师来到这里，教授他们完成高中的课程。

作为这所学校的创办者，也是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的郭小平为此感到高兴，他所付诸的心血变得隐形，但孩子们却会得到更好的发展。

红丝带学校在争议中诞生，但也因公众的关注、行政力量的介入，走出了超过郭小平预想的距离。

而现在，这些险些面临“各回各家”的艾滋病孩子似乎解决了出路难题，但真正的问题是，三年后呢？他们能上大学么？

特殊的中考

考场戒备森严 孩子都吓哭了

中考前，郭小平谢绝了相关部门的好意。“我们不需要任何照顾。”

红丝带所在的东里村，在临汾市区以东10公里。穿过两侧都是农田的柏油路后，终于到达了占地90亩的校区。然而，在郭小平的坚持下，这种距离上的疏离，并没有使这里的中考也变得特殊。

在记者到达当日，写有“红丝带学校考场“的条幅仍没有摘下。大厅内，还贴着考试时间安排和措辞严肃的考场纪律。

红丝带学校的前身被用作非典隔离病区，其后又经历了数次翻建，用作考场的教室前身曾是医护人员的宿舍。

在郭小平的力主下，二进院的入口划上了“警戒线”，一间办公室专门设为试卷的保密室。甚至在考场内，还新安装了监控设备。

这样的阵势也吓到了一些孩子，18岁的小玉四年前来到红丝带学校，看着考场前维持秩序的警察，她有些茫然不知所措。“以前哪想到，考试会是这个样子。”

而同为感染者的刘丽萍，十年来一直担任学校的生活老师。她告诉记者，考试当日，有的孩子还紧张得哭了起来。“最后还是在考场里放了盆水，帮着降温，他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。”

红丝带学校低年级的教室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，不过记者注意到，一名学生自制的便签筒是用“奈韦拉平”的药盒做成的。这种名字拗口的药是一种不少感染者都在使用的艾滋病治疗药物。

学生小玉的母亲在她上小学四年级那年去世，她并不知道母亲去世的原因，只记得父母曾议论生她时输血的那家医院血源“不干净”。

不过现在孩子们遇到有人问患病原因时，则会齐刷刷地回答“母婴感染”，尽管他们也并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，也没法去问自己的母亲了。就像小玉一样，在校的学生，母亲均已不在人世，有的已经是孤儿。

郭小平回忆，将这些在临汾传染病医院里治疗的孩子集中起来学习是从2005年开始的，目前已有了25人。

临汾市传染病医院自身的场地也不宽裕，连郭小平的办公室也设在了家属楼内。红丝带学校选在郊外，租用了东里村的土地，上课和开会所用的二层小楼，两侧的平房，现在是孩子和教职工的宿舍，门口残留的“病区”二字，则作为感染者病房的印迹，留存至今。

“开始就是想让孩子们能读书写字。”郭小平并没有考虑过反对的声音，“我是院长，这是我定的事。”

和记者想象的不同，在过去的十年，红丝带学校并没有因为担心孩子的身份而刻意低调，学校大厅里也陈列着不少接待来宾和孩子们外出活动的照片。

郭小平承认，除了让孩子感受到社会的关爱，更高的关注度还带来了其他方面的“实惠”，比如行政力量的介入。

在2011年，红丝带学校正式纳入教育序列编制，实行9年义务教育。时任临汾市的领导表示，由市财政负担学校的教育经费。

而在中考结束之后，红丝带学校举行了自己的初中毕业典礼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到场参加，几年来他曾数次到访这里。在濮存昕看来，正是因为当下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、歧视，才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“红丝带学校”模式的存在。

容易受伤的学生　孩子的心态矛盾 不向他们解释“歧视”

记者在学校采访时，正赶上期末的空当，有志愿者来给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进行心理拓展训练。每位孩子都要给别人写一封信，几乎每个孩子在看罢信后，都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除去此次参加中考的16名学生，学校还有中、小两个班级，共9名孩子。在小班期末考试后，老师贺延庆一边批阅着试卷，一边将学校最小的女孩“雪糕”搂在怀里，不时逗弄。虽然红丝带学校的规模不大，但包括此次考试在内，使用的教材和试卷与其他学校无异。

唯一的不同仍来自于疾病，每天早晚8点，25名孩子会被要求服用艾滋病治疗药物。“特别是年纪小的孩子，总觉得自己没病，不愿意吃药。”刘丽萍强调，当孩子们逐渐懂事后，一些药物就能交由他们自己保管。

而另一点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总被强调的是，在有伤口时要及时包扎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和普通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。

在红丝带学校，同样不缺少校园常见的孩童欢笑和打闹。当一名孩子调皮时，总会有老师将他搂进怀里嗔怪一番。但这些都无法抹去孩子们入校前的经历。

小玉的母亲去世后三年，父亲也因意外亡故。在初一时，她发病入院后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。

“等我再回家时，能发觉那种改变。”到邻居家玩，她刚拉起一个小男孩的手，对方的母亲就把孩子拽了回去。即使到抚养她的大伯家吃饭，伯母也特意单独给她准备了一副碗筷。

当亲人将小玉送到红丝带学校时，她还不知道自己患病的真相。每天躲在房间里不愿出来，只有当其他孩子上课或外出时，小玉才敢在校区内转转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名老师带她参观教室，板报上“艾滋病”的字眼进入视线，小玉才开始接受现实。

其他孩子也同样有着有别于同龄人的遭遇。一对孤儿兄妹两年内先后入校，此前他们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。而一名男童，更是曾被寄养在养老院内。在来到红丝带学校后，他们都经历了一段自我封闭的时期，才融入了这个感染者的“桃花源”社区。

在和记者的沟通中，孩子们大都表达了一种矛盾的心态：既担心与社会上的人交往遭到歧视，又渴望走出“桃花源”。

对于孩子们的这种心态，郭小平的办法是并不刻意解释“歧视”的意味，他特意强调着自己对此的理解。“只有弱者才会被歧视，你歧视我的孩子，等他出息了，就把你的单位买下来。”

纠结的毕业　曾想各回各家 濮存昕向高中“外援”宣讲

政府的支持，学校编制的解决，志愿教课的老师，学校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有了改观，教学甚至可以提出水平上的要求，似乎一切就这样好下去了。

然而在去年，九年义务教育即将完成时，问题却再次出现，孩子们终于要毕业了。

“到了高中，课就多了，我们自己招老师不太可能。”郭小平说。据记者了解，事实上他们也曾经对外招过老师，但是最后不了了之。

“让孩子们回去问，看能不能各回各家。”郭小平当时一度做出这样的决定，然而答案却在意料之中，每个孩子的病史在家乡都已被人知晓，他们不可能独自实现就学的目标。

最终，经过当地教育部门协调，临汾某中学将派老师教授孩子们高中的课程。“人家那校长真是不错，说我都管十年了，他咋不能再管三年。”

但郭小平也担心，对方派出的老师能否对孩子们没有顾虑，在学校开办之初就曾经有老师戴着手套上课，还有老师慌乱地躲开学生的拥抱。

为此在上周，他特意请再次来访的濮存昕到临汾某中学去讲些什么。

“我是名不错的说客。”濮存昕半开着玩笑，也很满意自己在临汾某中学的那次宣讲。除了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，他更多的对在场老师谈起了几年来与艾滋病感染者接触的经历。“我也进行过血液化验，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。”

当宣讲结束后，临汾某中学的校领导主动向他表示，即使不在本校上课，但红丝带学校的孩子将可以参加学校的各种重大活动。

高中就学问题的解决，已经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在小玉的宿舍，张贴着一张有名牌大学校徽的海报。曾经计划外出打工的她，现在却改变了主意，将计划拓展到了三年之后。“只要能学完高中的课程，怎么也要在高考时试试。”小玉说。

问题是，三年后，他们真的能上大学么？

“这些感染的孩子进入正常中小学校，是不允许也不现实的。”几年来进行艾滋病公益活动的经历，让濮存昕目睹了儿童感染者保证治疗乃至正常生活的不易，但他仍然坚持孩子们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。

作为受聘卫生部的“艾滋病宣传员”，多年来，濮存昕一直关注红丝带学校。通过数次到访，濮存昕清楚红丝带学校创办的整个过程。他也理解，在一个不完善的社会规则下，歧视仍然存在，受感染的孩子们才不得以集中在此就学。“有些孩子只是父母感染，都受到了歧视，更不要说他们。”

未来的疑惑　像其他人一样上大学？

期末考试结束，在郭小平安排的一次火锅聚餐后，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将各自返回家乡，每个人都在规划着未来。

与孩子们同吃同住在一起的刘丽萍已经感觉到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孩子们对自己生活和病情认知的改变。她已经准备好，当再开学时，解答那些甚至涉及生死的提问。

操场的旗杆下，卢金荣询问着两名女生中考的情况。

这位老教师相信自己看学生的眼光，他信心满满地说，三年后参加高考时，这批孩子里有一个肯定能上一本，还有两个冲击二本也有望。老人紧接着又反问：“到时候即使考上了，也没法公开报道他们吧？”

三年后会怎么样？孩子们能否像同龄人一样正常地进入大学？他们的人生能否与别的孩子同步？

对于郭小平来说，他只知道付诸心血的“红丝带学校”的名号不会出现在孩子们的毕业证书上。“红丝带这三个字就给他们贴上标签了。”他坚决地说，学校的孩子将来可能在大学中深造、可能带着重点中学的文凭在当地就业，而这些都与感染者的身份无关。能够挂靠在临汾某中学名下，有一点让郭小平满意的就是，孩子们将以临汾某中学学生的身份毕业。

即使如此，在说到孩子们的未来时，郭小平还是主动提起了“重返社会”，这是个让红丝带学校遭受争议的话题。

郭小平没有直接表明，是否支持孩子们在进入社会后隐瞒感染者的身份。但曾经发生的事情让他痛心，有学生在校外参加兴趣班时被曝光，导致兴趣班上其他家长的反对而最终离开。

同时郭小平相信，到那时，孩子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照顾、保护自己。他也承认，社会的大氛围对他们的发展会产生不小的影响。“相信那时候，肯定会变得更好。”

对于所谓“标签”的理解，小玉的想法则有些矛盾。“我也希望和除了病友之外的同龄人交朋友，但我只想把自己的病情，告诉那些能够理解我的人。”不过孩子还想不了这么远，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，小玉还是想回家乡看看。她很清楚，村里不大可能有人会做自己的玩伴。小玉只是希望，能骑着那辆新买的自行车四处看看。

在离开红丝带学校时，恰好有一只幼鸟飞进了大厅。孩子们小心地将它抓住，拿到操场上放飞了。鸟儿振翅时，天边恰好有一缕阳光，透过乌云射了出来。